在近代安徽金融发展史上，合肥及周边地区的金融从业者们以独特的智慧与操守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开辟出一片专业领域的净土。其中，庐江县人刘体智与长期主持安徽地方金融事务的程振基，虽人生轨迹各异，却共同诠释了“廉以立身、信以兴业”的金融职业道德精髓。本次通过寻访上海中实银行旧址、安徽地方银行档案及庐江民间记忆，挖掘金融名人在经营管理中的廉洁故事，探寻近代江淮金融文化中“守正创新、清正廉洁”的精神内核，为当代清廉金融建设提供历史参照。

刘体智：“储户至上”的金融革新者

作为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，刘体智（字晦之）本可凭借家族声望跻身仕途，却选择在晚清民初的金融浪潮中独辟蹊径。1919年起，他历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、总行总经理，将江淮子弟特有的务实与耿直融入现代银行业管理，在十里洋场的金融博弈中坚守廉洁底线，成为当时金融业少见的“清流”人物。

制度防腐——构建透明化金融体系

1920年代的上海银行业，“暗箱操作”“人情贷款”等乱象丛生，客户利益常被忽视。刘体智上任中国实业银行后，首先从制度建设入手，借鉴西方现代银行管理经验，结合中国传统商业道德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廉洁运营规范。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《中国实业银行章程》记载，他推行的“三公开”制度颇具开创性：一是利率公开，要求各分行将不同期限存款利率、贷款贴息标准制成木质标牌，悬挂于营业厅最显眼位置，且每月更新一次，杜绝“看人定价”的潜规则。二是账目公开，每季度在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刊登银行资产负债表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三是人事公开，员工招聘采用“笔试+实操”的双重考核方式，杜绝裙带关系，就连自己的侄子求职也需通过正常考试，最终因成绩未达标而被拒之门外。

这套制度在当时引发不小争议，有股东质疑“过于严苛会影响业务开展”，但刘体智始终坚持：“银行经营的是信用，信用的根基在廉洁。若为短期利益破坏规则，终将失去储户信任。”事实证明，制度的严格执行让中国实业银行赢得了市场认可，到1930年代初，该行存款余额从最初的200万元增至4000万元，跃居全国私人银行前列。

拒贪抗腐——宁可停业不违初心

1933年，刘体智推出的“特别有奖储蓄”引发全国轰动。这种创新储蓄模式将部分利息转化为奖金，既提高了居民储蓄积极性，又为银行筹集了大量资金。然而，这一举措触动了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利益——当时国民政府正筹备发行“航空奖券”，担心有奖储蓄分流客源。据《上海金融史话》记载，宋子文派人向刘体智施压，要求其停止该项业务，否则需缴纳60万元法币“管理费”（相当于当时5000个普通工人年薪）。

面对强权勒索，刘体智断然拒绝：“银行资金来自储户，一分一厘都不能乱用。我不能拿储户的钱去满足个人私欲，更不能用不正当手段换取业务生存。”为保障储户利益，他毅然决定终止有奖储蓄业务，并亲自坐镇上海总行，从全国各分行调集现金，确保所有储户都能随时支取存款。在当时恐慌性挤兑频发的金融环境下，中国实业银行因准备充分、操作透明，不仅未出现任何混乱，反而因诚信之举赢得更多储户青睐。事后有人问他是否后悔，刘体智回答：“守不住廉洁底线，赚再多钱也无意义。”

江淮清廉金融精神的当代传承

刘体智的廉洁事迹，虽发生在近百年前，却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。如今，在合肥的金融机构中，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精神的传承：中国实业银行上海总行旧址已成为金融教育基地，安徽地方银行的档案被整理成册，成为金融从业者的培训教材；而合肥本地的银行机构，也从先贤的事迹中汲取灵感，推出“廉洁金融文化建设年”等活动，将“制度防腐”“客户至上”等理念融入现代金融管理。

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金融行业面临的诱惑与挑战更加复杂，但刘体智用一生实践证明：清廉不仅是一种道德选择，更是金融行业生存发展的根本。他所倡导的“以制度防腐败、以诚信赢信任、以服务促发展”的理念，对当代金融从业者仍有重要启示：无论金融产品如何创新，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不能变；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，坚守廉洁底线的决心不能改。

寻访江淮金融名人的清廉故事，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，更是对当代金融文化建设的思考。正如刘体智在《中国实业银行十年报告》中所写：“金融者，国之血脉也。血脉清，则国兴旺；血脉浊，则国危殆。”唯有将清廉精神融入金融行业的每一个环节，才能让金融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、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，让江淮大地的清廉金融之光永远闪耀。

 （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 郭兆赟）